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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他没有说话，却点点头。
他不确定自己能说多少。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
“你的名字是？”
“……Farrier。”
医生压低下巴，以便于老花镜从鼻梁上稍稍滑下去一些，直接通过两只眼睛注视他。
“我的意思是，全名，先生。”
William Emmett Farrier——缩写为“W. E. Farrier”，用钢笔记在一张发黄的小纸片上，穿上细绳，系在钢架床的床尾充当临时的登记卡，和这间医院的其它方面一样落后。
这里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在捷克建立的傀儡政权，在苏联人连续十几天的猛烈空袭下已经摇摇欲坠。
捷克本土的独立运动组织也纷纷加入了推翻德国统治的最后一战。他和其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战俘被其中一个组织的巡逻队发现，带到了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的这间医院。
负责照料他的医生早年曾在利物浦待过一段时间，是这里少数能讲英语的医护人员之一。
食物和药物都很紧张，完全靠苏军提供的卡车一车接一车拉进这座山谷，然而卡车一周只来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毕竟支援前线部队更重要。
而对于肺结核，他们甚至没有药。药根本不存在，比黄金更贵重的链霉素只会出现在实验室里。
当时治疗肺结核的通用方法就是让病人静静躺着，不能大声讲话，不能阅读书报，不能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就只能硬邦邦地躺在床上十几个小时，理由是“为了防止肺部受到任何刺激”。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形同监禁的疗程有可能持续两年。
“我办不到，”他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但他的手在发抖，“我不可能等两年，我要回英国。我必须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