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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厚度,常莹掂量得出来。最少好几千。
她想起自己去年冬天,为了凑齐三个孩子的学费,跑了四家邻居借钱。
最后一家邻居,女邻居端着瓜子出来,嗑着瓜子说:“莹啊,不是不借,你家那三个小子,就是个无底洞。你啥时候能还上?”
她站在邻居家门口,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刮得生疼。她脸上堆着笑,说:“嫂,我种了的花生,红薯,卖了我就给你。”
其实那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向人借钱像当众脱裤子,不仅要露出窘迫,还得接受对方目光的丈量——看你够不够资格借这条裤衩。
她最后借到了五百。回去的路上,她在自行车上哭。
哭完了,去集上买菜。卖菜的老板娘认得她,故意说:“这还有些萝卜缨子,你要不要?”
她把人家骂了一顿。
她又想起父亲死的时候。
丧事是她和常松一起办的。常松说:“姐,你出个人就行,钱我来。”
她说不行。
她说:“我是女儿,我得出钱。”
她把自己攒的八百块钱拿出来,觉得常松是侄子,不能让他全出。那是她给三个孩子攒的钱。她把钱放在常松手里,说:“不够你再添。”
现在,她的亲妈,把她当贼一样防着。
血缘这玩意儿,近看是DNA,远看是ATM——取不取得到钱,全看你在不在白名单里。
她每个月给妈三十块钱生活费。妈接过去,叹口气,说:“这点钱,也就够买点油盐。”她觉得愧疚,觉得自己没用。老娘她养活不起,孩子她养活不起。她只能天天跟弟弟耍无赖。
她信了。
她真的以为妈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