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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法院的书记员，何去何从？（第1页）

2019年4月19日凌晨，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去世。

肖扬院长在其任上功勋卓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建设力推各项改革，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在此不必赘述。笔者出生于1984年，2002年就读于法学专业本科，2006年毕业，因机缘巧合于2009年跨进法院的门槛工作至今，作为一个历练10年的法院人，对肖扬院长任期内大力推行的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深有体会，值此老领导溘然长逝之际，仅以本人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撰写此文，历数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以来之种种现象，痛陈利弊，以抒发对逝去的老领导的哀悼之情。

2003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当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的苏泽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历数了当时书记员管理体制的问题和弊病，以证明对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之意义。讲话中提到“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书记员单独序列，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是提高书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保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优化法官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民法院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自此开始推行，其作用力施加于人民法院内部的管理层面，带来的影响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确实是深远而持久的。根据《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人民法院自此以后新招收的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合同管理，人民法院的“聘任制书记员” 由此诞生。2009年，笔者刚刚进法院工作，当时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已经推行六年，其实际作用也越发凸显。笔者当时报考了距省会城市两百余公里的本省某地级市辖区内的某县法院的聘任制书记员岗位。与笔者一同招考进单位的共十一人，其中聘任制书记员6人（含本人），行政人员5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从领导、前辈和同事们的传道授业中得知，笔者所报考的聘任制书记员岗位是被《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堵塞了升迁渠道的职务，即便通过了司法考试并且在审判一线工作数年，也不能够任命为审判员，而那5名行政人员如果能通过司法考试则可以任命为审判员。

当时所在法院有几位工作了四至六年不等的聘任制书记员前辈，就在本人参加工作后不久陆续离职，自谋出路了。而上述6名聘任制书记员中也有4人（含本人）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或辞职、或报考了其他公务员（其中1人离职时试用期尚未满），在笔者这一批聘任制书记员之后，该法院又招考了一批聘任制书记员，然后就再也没有招考聘任制书记员了，当然这是后话。

同一时期笔者发现所在法院存在的一个群体：聘用制书记员。聘任制书记员与聘用制书记员仅一字之差，身份迥然不同，区别就在于前者使用政法专项编制，具有公务员身份，而后者是本单位自行聘用的，没有公务员身份，不能够享受前者依据公务员身份能够享受的一切待遇，前者对学历的要求至少是全日制本科，而后者对学历的要求最低可至高中毕业，这都是笔者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逐渐了解到的。当时本人所在法院的聘用制书记员一共不到10人，占全院工作人员总数不到10%，主要配置在派出法庭（该县面积较大，该法院共设置6个派出法庭，最近的派出法庭到县城驾车也需要1个小时，最远的需驾车走盘山公路4个小时，配置在派出法庭的聘用制书记员都是该派出法庭所在乡镇的本地人），本院个别业务庭没有配置聘用制书记员。彼时对这个群体的切身体会并不深刻，据本院领导和同事的评价，聘用的书记员总体还算称职，基本能够履行工作职责，完成开庭记录、合议记录、送达文书、卷宗装订归档等审判辅助工作。

2011年本人通过了司法考试之后，痛感于困在聘任制书记员岗位上没有前途可言，遂于2012年再次参加法院公招考试，这次报考的是本省省会城市某郊县法院的法官助理职位。2013年年底，本人到该法院报到上班时立刻产生了一个直观感受：这里的聘用制书记员的人员数量和占全院人数比例都非外地基层法院可比。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篇题为“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 不能丢了传帮带”的文章，全文不在此引述，该文发表于2017年9月，表达了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至今仍在进行中，并且有待于进一步的制度建设以使之趋于完善的看法。但以笔者的切身经历，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不知道该文作者是否缺乏在基层法院一线业务部门的工作经历，至少在笔者所在省的法院系统，这个制度已经基本没有再建设和完善的必要了，原因在于法院的聘任制书记员群体已经趋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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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人民法院内部的聘任制书记员不敢说是绝迹了，说是凤毛麟角绝不为过，曾经招考的聘任制书记员早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谋出路去了，究其根源就在于聘任制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堵塞了这个群体在法院系统内的上升渠道。曾几何时，在书记员岗位上苦熬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修成正果，任命为审判员，这是60后、70后法院人的共识，笔者在此不必详加论述。之后各地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书记员上升渠道堵塞和司法人才流失缺口的问题，不约而同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做法：比如笔者之前所在法院在公招考试中招考的不以通过司法考试为报考条件、通过了司法考试还可以任命为审判员的“行政人员”，再比如笔者目前所在法院招考的以通过司法考试为报考条件的“法官助理”，不管以何种名目招考，就是不会再招录“聘任制书记员”了。

对我国国家机关的运转稍有了解的都知道，我国各种国家机关单位在过去二十到三十余年的时间内由于受到日渐增长的工作量和严格限制的人员编制的双重挤压，为了推动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得不大量招聘编制外的合同工。作为执掌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历年来承受着水涨船高的案件压力，而维持运转所需的一切费用均受制于地方财政，自然不能免于大量使用聘用制人员。而聘用人员的个人资质和水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法院日常工作所需，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013年底，本人刚刚在新单位报到上班，就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情况。当时立刻接到任务，负责组织书记员清理本院民一庭的已结案未归档卷宗。令笔者完全意料不到的是，在全部卷宗归档完成后，在某一名聘用制书记员从卷宗里清理出的废材料堆里发现了当事人提交的借条原件，还有审判员署名的法律文书发文稿等。笔者将情况汇报给庭长，在随后的交流中，笔者得知了关于聘用制书记员的更多情况，比如造成民一庭大量案件结案后未装订归档的原因，就是之前几名聘用书记员未交接工作就仓促离职，新来的聘用书记员既不熟悉业务也不愿意接手前人丢的烂摊子。岔开来说一句，本省省会城市城区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卷宗积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2015年全面强制推行“结案归档制”后才得以解决的。

2014年，笔者调到本院执行局工作后又有了一次意想不到的经历。笔者在把一名被执行人带回法院谈话时，本院其他业务庭的一名聘用制书记员闻讯而来，表示该被执行人是自己的远房叔叔，并身穿制服在申请人的面前为被执行人据理力争，执行局的同事劝阻其不要在这个场合说这些话，该书记员仍然我行我素。所幸申请人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没有指责法院工作人员违法违规干预案件的行为有悖司法公正，否则当时难以收场。

2017年，笔者到省会市中级人民法院挂职帮忙工作，耳闻目睹了人民法院聘用制人员这个群体的更多乱象。有的聘用法警因为开庭时间太长耽误下班，在庭审间歇当着检察官和律师的面斥责审判员；有的聘用制书记员刚刚走出学校，社会经验严重匮乏，工作尚不熟练就开始自我膨胀，因为公车驾驶员紧缺而不能保障派车就跟后勤管理人员发脾气；还有的聘用制书记员拉小圈子、搞团团伙伙，凭借跟实习生是师兄弟姐妹关系，拉拢实习生和其他书记员一起排斥在编人员。

笔者在此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当前法院中的一种坏风气：由于聘用制书记员流动频繁，影响到了审判工作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所以为了不刺激聘用制书记员离职，而对种种不规范的乱象听之任之，只求工作能够过得去，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敢对聘用书记员高标准、严要求的人反而成了另类。笔者在省会市中级人民法院挂职时亲眼见到所在业务庭的一位作风严谨的青年员额法官被聘用制书记员集体排斥，没有书记员愿意跟这位员额法官做事，因为嫌他“事多”。而配置给这位员额法官的聘用书记员是一个专科院校、旅游专业毕业、到该单位混社保（自称）的人，因为不能适应该员额法官的严格要求而屡受批评，在勉强跟着这位员额法官工作了六个月之后被替换为一位在编制的法官助理。

笔者通过搜索过往研究探讨法院聘用人员问题的资料，非常遗憾地发现，很少有站在聘用人员本身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问题的。笔者在此尝试补上一个漏洞，即便遭到点代面、以偏概全的质疑，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任何工作都需要靠人来做，而人的本性是先考虑个人得失，这是人性，也是常识。以笔者目前所在法院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作为省会城市的三圈层郊县法院，2014年本院给聘用人员的待遇是提供的报酬是年入三万余元，到2018年是将近5万元。目前本院聘用制书记员29人，以专科以下学历毕业的女性居多。该29人中工作了6年以上的就有13人，算得上是不临时的临时工，而13人中又仅有1人为男性。上述29人中，本科毕业的、法律专业、文秘专业的寥寥无几。这样的人员结构究竟何以产生？与法院给聘用人员开出的待遇条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