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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2页）

陈叔信一直在搞地下工人运动，他挠挠头道：“很多同志在想，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了，这种地下工作还有没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方三响停下脚步，看向这个年轻人，“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虽然国共刚刚签署了《汉口协议》，全国都在呼吁和平，但我们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你不知道，前两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结果刚到下关车站，就被一群暴徒痛殴。好几个人还是送回第一医院来治的伤——可见他们会随时撕毁协议开战。上级有指示，我们的工作，要按照国共全面开战的情况去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

陈叔信一拍胸脯：“明白了，我今晚回去就组织集会，好好传达一下这个精神。”他注意到方三响又看了眼手表，不由得笑道：“好啦，方医生你今天还有大事，我就不多留了。”

两人拱手告别。一贯节俭的方三响，这次难得叫了辆黄包车，急匆匆地朝着中山医院赶去。

一九四二年他完成了磺胺药品的输送任务之后，主动向组织提出留在上海，建立一条稳定的药品交通线。组织很快批准了这个请求，于是他留在大安产物保险公司里，与谢寿天、陈叔信密切合作，直到抗战胜利。

此时全国救护总队业已解散，分散在各地的医护人员陆陆续续地复员归来，方三响索性辞掉了保健学顾问的工作，返回第一医院干老本行，顺便协助陈叔信在码头、工厂和市区等地搞工人运动。

黄包车很快赶到了枫林路，一座巍峨的灰色大楼出现在他眼前。西式楼体，却有一个中式飞檐，看起来庄严而肃穆，中山医院到了。这座倾注了颜福庆一生心血的综合性大医院，建成不久即遭日寇侵占，今年医护人员陆续回归，方才真正运转起来。

姚英子的胃部手术，正在这里进行。

她和张竹君在一九四二年离开药水弄之后，通过中共地下党的渠道离开浦西，在浦东曹家弄一带隐居。抗战胜利后，她们返回上海，姚英子的胃病变得更加严重，只得送到中山医院来做手术。

方三响匆匆来到位于三楼的手术室门口，先看到的是正坐在走廊里看书的方钟英。八年时光，方钟英已经长成了一个清秀的青年，眉眼与母亲神似。他年初从重庆返回，如今在《申报》做记者。

他见父亲赶到，连忙放下书，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姚妈妈刚刚送进去，是沈克非院长亲自执刀。”

方三响一听这名字，松了一口气。这一位是中山医院的院长，沪上赫赫有名的外科圣手，资历极深。有他亲自出手，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看看走廊尽头，忽又问道：“你孙叔叔呢？”

方钟英一脸无奈道：“孙叔叔坚持说要近距离观摩学习，纠缠了半天，沈院长犟不过他，只好批准。也刚进去。”方三响笑起来：“这个孙希，沈院长动手术他都不放心。”

他眼下没什么能做的，便一屁股坐在儿子旁边，闭目养神。刚刚休息了没多久，方三响忽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这脚步声很轻，似乎唯恐惊扰到手术室内的医生，但又很有节奏，每一步的距离差不多。

方三响睁开眼睛，侧头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清癯老者，正朝这里走来。他的头发全白了，体态却依旧挺拔，全不见寻常人老态龙钟的衰朽之气。

“颜院长？”方三响慌忙站起身来。来的人，正是颜福庆。

颜福庆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示意不必多礼。方钟英起身紧张地问了一声好，然后很识相地坐到另外一条长椅上去了。

“你不必太担心，沈院长的技术放在世界范围，也是一流。而且这种胃部分切除术发展得很成熟，对于胃癌预后也是比较好的。”颜福庆坐到方三响身旁，习惯性地摸了摸小腹，自嘲道，“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怎么都吃不胖。”

原来早在一九四〇年，颜福庆就因为严重的胃溃疡，被迫前往美国，切除了五分之三个胃。后来他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毅然返回上海沦陷区，担负起上医教学与红会第一医院的管理工作，与日军伪军周旋到了抗战结束。

方三响不禁感慨，他和姚英子连得病都这么相似，看来冥冥之中，真的存在某种缘分。

“多亏您尽力调度，中山医院才这么快恢复运转，不然英子这手术不知拖到什么时候呢。”

中山医院于今年五月刚刚复业，是上海大医院里最先恢复机能的。颜福庆似乎露出一丝苦笑：“这件事啊，也由不得我不快。你可不知道，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成立，就盯上了中山的院产，想把它收为军队所有。幸亏我见机快，火速调了一批上医学生，让他们进到这楼里当宿舍住，然后几经交涉，才算保下来。”

他说到这里，忍不住摇摇头：“抗战期间，我们要从敌人手里保住医院；抗战胜利了，还要从自己人手里保下医院，这可真是荒唐。”

方三响道：“国府上个月也迁回南京了，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我一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子，还能做什么？无非是在上医做个教授，开几门公共卫生的课，如此而已。”颜福庆微微抬起头，眼神却闪动着不甘。他似是要避开这个话题，侧头问道，“眼下这场霍乱，现在状况如何了？”

方三响叹道：“这次的传染规模太大了，累计感染五百余人，每天还新增二十多例真性霍乱，死亡率差不多是在一成。在我印象里，哪怕是清末那会儿，上海也没有过如此规模的时疫——您是公共卫生专家，您说这怎么还越过越回去了？”

“唉，中国抗战前的公共卫生工作，就搞得很差。经过八年蹂躏，只怕是雪上加霜，更加不堪。时至今日，上海还有七成居民喝的还是未处理的河水与井水，这是霍乱的根源哪。你不让他们喝脏水，又没有干净的水提供，怎么办？”

颜福庆郁闷地拍了拍扶手，可仍觉得憋闷，索性站起身来，在走廊来回踱步，仿佛这样才能把气顺出去：

“三响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太糟糕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个月发布了一个统计。日本投降已经快一年了，中国的黑热病年发病率，从战前的二十万例，发展到二百万例；伤寒从七十万例上升到一百五十万例；其他的如天花、疟疾、斑疹、结核和血吸虫等，上升幅度也十分惊人——你可知道这一切的症结在哪儿？”

“人手。”方三响回答。

“没错，人手。”颜福庆似在课堂上一样，“如今，全国符合标准的病床只有五万张，政府颁发执照的医师只有一万两千人、药剂师七百人、护士五千七百人。要照顾四万万人的健康，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哪。”

他到底是做过卫生署长官的人，对这些统计数字无比熟稔。

“所以我辞去了一切公职，专心在上医教书。巴望可以多培养一些医生出来，略解燃眉之急。”颜福庆道。这时方三响鼓起勇气，出人意料地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您的想法有问题。”

“哦？”

“就拿上医和协和来说，一个学生成为独当一科的医生至少需要七年。全国医学校只有二十几所，每年输送出来的医生，能有多少？何况这些医生，有多少是留在北京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多少能惠及边远山区和底层民众的？”

颜福庆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依你之见，学校要求严格反而是错的了？”

“不，现在的医疗教育没有问题，我也希望中国的医术能比肩英、德、美。但现实是，中国太落后了，我们精雕细琢出了少数精英，在公共卫生的低端人才培养上投入却太少了。我国的人口太多，地域太广，几个京沪的好医生，覆盖不了广大民众的健康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二三十个名医，而是十几万水平一般的卫生工程师、卫生监察员、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

方三响说完之后，颇有些忐忑不安。这一番言论，可谓离经叛道。这让任何一位医生听了大概都要叱责。他赶紧补充道：“当然，正规医疗教育还是要的，只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优先满足最广泛的基本需求。”

颜福庆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你这个说法很好，就是有点冤枉人。其实上医的校长朱恒璧，还有现在手术室里忙活的沈克非，他们都和你的观点差不多，都认为应该让医疗教育下沉，覆盖更多人群。事实上，这项工作在抗战期间就在做了，姚医生不也参与其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