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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8章（第4页）

“对我来说，巴赫和摇滚乐，在听觉上可能是相似的噪音。”

场内响起一阵善意的轻笑。

“但我知道一件事，”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比划着，“音乐，哪怕是纯器乐，没有歌词，它也是一种沟通。它沟通的不是概念，不是逻辑，不是可以用语言转述的道理。”

“它沟通的是情绪，是状态，是语言抵达不了的那片混沌地带。它是一种非语言的交往媒介。”

李乐翻译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有些东西，说不清楚，但能唱清楚。”

“摇滚乐，在我有限的理解里，”哈贝马斯继续说，“它是年轻人对既有秩序的质疑，对被规训生活的不满，对更自由、更真实的存在方式的渴望。它是一种非语言的交往媒介，一种打破沉默、寻求共鸣的呐喊。”

“它不一定是理性的，不遵循严格的逻辑论证，它可能是暴烈的、混乱的、甚至自我毁灭的，但它能直达人的情感与身体，为理性的对话预备土壤。”

“当人们在音乐中感受到共同的愤怒、希望或困惑时，他们就已经站在公共领域的门槛上了。它的出现，本身就打破了某种沉默。”

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座椅的扶手，发出笃笃的闷响。

“沉默，有时是共识，有时是压力。当一种声音被反复压制，它不会消失，它会变形，会以更激烈、更不理性的方式爆发出来。你先把沉默打破了，道理才有地方安放。”

崔建军安静地听着，帽檐下的眼神没有波澜，但李乐注意到，他的嘴角抖动了几下。

“所以，你的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表达。”哈贝马斯总结道，“它是否被听见，不完全取决于音量，也取决于听者的耳朵是否愿意打开。”

“而你作为创作者，能做的，就是持续地发出声音。诚实的、不媚俗的、不自我审查过度的声音。至于它算什么，让听众自己去判断。你不需要给它一个定义。”

崔建军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那就够了。”他说。

交流会继续进行。又有几个人举手提问。

一位穿着考究，自称是某个大学的法学教授的男人站起来，问题绕着弯子，引用了哈贝马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一概念，试图将其套用在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批判上。

李乐在翻译时，语气保持着一贯的平稳，但内心已经开始冷笑。

这问题表面上是学术探讨，骨子里是在借哈贝马斯之口，为自己的一些“言论”寻找理论背书。

问题里藏着钩子，想把老爷子往某个预设的、带有强烈对立色彩的叙事上引。

哈贝马斯听完了翻译。他没有立刻回答。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重新戴上眼镜后，他没有直接回答那个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在你的提问中，有一种倾向。你用一个词，叫批判。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批判本身没有问题，批判是知识生产的动力。但批判有几种不同的批判。”

他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种，因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批判预设了真理在我手里，我是在向下兼容你，在教育你。这是启蒙主义者的傲慢，也是很多文化人的通病。”

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种，因为我是弱者，你是强者。这种批判预设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把一切问题都还原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它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了道德剧，好人是我，坏人是你。这种批判，看起来很正义，但它往往回避了具体的、复杂的事实，也回避了批判者自身的责任。”

老爷子拿起水，喝了口，等着李乐翻译完，才又说道。

“还有第三种批判。这种批判，不预设真理在谁手里，也不预设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它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全面地了解事实？我有没有倾听过与我意见相反的人的理由？我的批判，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为了宣泄情绪？是为了促进沟通，还是为了制造对立？”

他直起身，看向那位记者。

“你的问题里，有些属于第一种，有些属于第二种。它们听起来很尖锐，很有力量，但它们不是在寻求对话，而是在寻求宣判。”

“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或者任何一个希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人，不能片面传播观点，不能刻意制造对立，不能在价值观上采用双重标准。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我们一方面用一套标准来批评别人，另一方面，当涉及自身利益或特定情境时，又悄悄地采用另一套标准，那么我们就彻底丧失了道德信誉和说服力。理性的交往，要求普遍化原则。”

“用你们的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们希望别人倾听你们的意见，你们首先要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你们希望别人尊重你们的立场，你们首先要尊重别人立场的存在。”

一段话，每个字都像是落在石板上的水滴，清晰，有力。

那位提问的学者脸色有些微变化，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坐下了。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掌声响起来。不热烈，但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像是每个人都在消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