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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0章（第1页）

在国内，人们自己热捧，而出国转了一圈之后，受到热捧的还是我们自己人。在国内，买不起，买不到正宗的。而在国外，不仅买得起了，更全是“正宗货”，这样的情景真不知道我们该是自豪，还是尴尬。茅台酒味道很纯正，但如此的“出口转内销”茅台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它本来就是一种“老白干”。而是人们不仅在追捧它，更是在神话它。而如今已经走上神坛的茅台酒又开始戏弄甚至嘲笑我们了。而还有一些一边继续神话它，一边又在大掏社会的腰包，使茅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

其实有些人心里明白，方默南他们指的是什么，畸形的酒文化，特别是官场的酒文化。

人们这么推崇酒还于国人在酒文化有关，咱们在酒文化中浸淫已久，一年喝掉一个西湖那是轻轻松松的，五千年的酒文化延绵至今，伴随经济的大发展而异常繁荣。

国人还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特别是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享誉华夏的茅台酒在后世已经跻身奢侈品行列。“酒兴”如此这般地畸长，并未使酒之文化气味愈来愈浓，反而使之与“文化”二字渐行渐远，与歪风邪气越走越近。如今在喝酒已成“重要工作”的某些官场，充斥其间的，是浓浓的**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从“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到“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

酒要喝好甚至直到把人喝倒，才能显示热情。酒不仅被用来勾兑感情，还被用来勾兑业绩、利益、权力甚至**。有这样一种“理论”：只要没把公款装进个人腰包，还不行吃点儿了，喝点儿了，有不少人对于在官场多年“吃了个肚儿圆”颇为坦然。

民谣可窥一二，“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

“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

可是要知道酒可怡情，还亦可丧志。

第307章

华夏的酒文化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的，劝酒的招数千奇百怪的。酒桌上，千言万语，无非归结一个字“喝”。如：“你不喝这杯酒，一定嫌我长得丑。”如：“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浅，舔一舔。”劝酒者把喝酒的多少与人的美丑和感情的深浅扯到一块。

可以驳倒它们的联系：“如果感情的深浅与喝酒的多少成正比，我们这么深的感情，一杯酒不足以体现。我们应该跳进酒缸里，因为我们多年交情，清深似海。其实，感情浅，哪怕喝大碗；感情深，哪怕舔一舔。”说一千到一万，还是自己的意志力是否坚定，能经得起人家的巧言令色。

“快吃饭，凉了味道就不好了。”林老爷子爷子催促道，“瞎想什么？”他推推方默南道。

方默南回过神来，“嗯！吃鱼！”

这些鱼吃起来鲜嫩爽口，开胃健脾，醒酒提神，汤美适口。

热热闹闹地吃完饭，留下邱莲和连婶刷碗洗盘子，方默南他们踏着月色悠闲地回了半山，她和胖子、叶老四他们又去了书房。

三人落座后，胖子自觉地泡起茶。

叶老四看着动作也如行云流水般的别有一番风情的胖子道，“我看胖子在开发区办厂，还是不离老本行，食品啊！”

胖子动作泡茶的动作娴熟，嘴上说道，“咱就一农民，金融咱也不懂，高科技的东西更别提了，还是不懂。能会用就不错了。咱还是一心一意地接地气的好！吃是谁也离不开的，甭管你是高官富贾，还是贩夫走卒。”

胖子把泡好的茶，递给方默南和叶老四道。接着道，“农民太苦了，长期的工农业剪刀差。使得农民丰收了苦，是歉收了更苦。农民真的很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是有目共睹的，水、电、农机在农业中（尤其是北方）的应用并不很广泛。有的农村其耕作方式依然很古老，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现象没有彻底摆脱。农民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辛勤劳作，其工作量和劳动强度是其他工种所不能及的，但他们的所得却甚微，有的只能糊口。正平姐夫在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就着重的加大农业生产和教育投入。毕竟无农不稳。全面整修水利工程。所有水库，山塘，引水渠都重新整修一遍。水利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命脉，也是防洪抗旱的基础。而教育，则关系着未来，不但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更多的是加强全县的全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要就是解决乡下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的问题。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占的比例太高。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支撑全县的全面高速发展。各村建立了图书室，实施科学种田提高产量。”胖子自嘲的一笑，“说实话，我当时没看在眼里，只觉得花在这上面上级又看不到。”

叶老四抿了一口茶，胖子捏着茶杯一饮而尽。接着道，“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我们是幸运的，那里农民生活的艰难有时是让我难以想象。我曾经去找水源和生产饮料的原材料，见到一个村子里，40岁以上的一半患有肺病。小病捱着，大病难治，病重等死的现象十分普遍，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苦太重了。”农家的孩子，五、六岁就要学着拔草喂羊，七、八岁去放牲畜，十多岁就可以学着种，十七、八岁便是壮劳力了。四十多岁便开始“气短”（一种肺病）。”他看向方默南道，“这多亏了南南给的药方，他们自己在山里都能采着，即便山里没有，药材店也是几分钱一大把，可比进医院强多了。”

方默南笑了笑，“应该的。”

胖子顿了一下接着道，“农民的所得不多，但负担却很重。我所去的那个乡，田亩负担为20元/亩，人头负担10—40元/人，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300元。天知道他们一年才能挣多少。我听农民反映，在他们那里即使是在去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下，农民每人也缴纳了15元的税费，其他的杂七乱八的收费还不在数内，什么统筹提留、多如牛毛，还有打白条的现象严重的很，有的白条日期是几年前的。乡里的兵兵卒卒们三天五头的跟农民要钱也是贯例。农民很苦但却养活着一批很“幸福”的人，乡干部，村书记们的生活很美满，就连乡里的小干事也有摩托车骑，据说每年还会补贴很多的跑路费！他们还告诉我‘80年代之初，一个乡的财政供养人口不过“八大员”，到80年代中期，乡财政编制大约30人左右，而现在却上升到100人。这100多人要吃香喝辣，农民怎么能受得了。今年他们乡吃税费的干部已经有120人了。’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农民怎么受得了！‘基层组织不断膨涨成了农民很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农民们真的很苦，只要看到那一张张黑瘦皱瘪的脸，人都有恻隐之心，就由不得产生同情，只要看到他们过日子的艰苦，就不得不产生担忧，国民经济基础的经营者竟然贫苦至此，农民可是有8亿的。”